在云南中医药大学校园里，坐落着一座特殊的博物馆——“中医西学博物馆”，馆内珍藏着包括铜人明堂图、针灸金针、针灸铜人以及《针灸大成》等中医古籍在内的三千余件中医药文物，其中有5件国家三级文物和1件国家一级文物。这些藏品不仅有极高的文物价值，同时承载着重要的史料意义，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在中华医学文化领域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。

　　走进这座博物馆，最引人注目的是馆内特设的苏烈特色纪念廊，专门讲述了苏烈与针灸的“传奇故事”和苏烈与云南的独特情缘。

　　苏烈，1878年出生于法国巴黎，是一位法国汉学家、外交官，也是中医针灸在西方传播的重要推动者。苏烈凭借其卓越的语言才能，于1901年被委派至中国担任翻译职务。在中国，他首次接触到针灸疗法，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尤其在霍乱疫情肆虐期间，他目睹了一位中国医师运用针灸技术治疗疾病，这一经历深深地触动了他，并促使他决定学习针灸技艺。

　　在中国工作期间，苏烈深入了解中医与针灸的精髓。他在北京、上海、云南等地，虚心学习针灸技术，广泛收集中医经典著作与针灸工具。特别是1907年至1909年，他在云南担任法国驻云南副领事期间，得到了系统的中医训练，并与多位针灸专家建立了深厚友谊，与云南结下深厚情缘。

　　1927年，苏烈返回法国后即潜心钻研针灸学古典医籍，并与当地医疗机构紧密合作，开展针灸的临床试验和治疗，积极投身于针灸的推广与传播。翻译了多部中医经典，撰写了多部针灸著作，其中历经20年磨砺撰写的《针灸法》（L'Acuponcture chinoise）以多国语言出版，至今仍是西方学习针灸的权威教材，为针灸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他还创立了法国第一所针灸学校，为培养新一代针灸师提供了平台。1950年，他因在针灸领域的卓越贡献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，这标志着他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。

　　然而，苏烈在欧洲推行针灸并非一帆风顺，他受到了法国同行的排挤和质疑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苏烈被人指控“非法行医”。尽管指控最终被驳回，但这一事件严重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，最终他因中风偏瘫于1955年逝世。

　　为深入研究针灸向欧洲的传播，也为纪念苏烈在推动针灸向全球传播作出的贡献，2011年，云南中医药大学委托旅法学者贺霆，在巴黎拍卖会上成功购得了苏烈的一批珍贵文物。随后，在苏烈后人的无私捐赠以及法国针灸界的大力支持下，苏烈的遗物跨越重洋落户到云南中医药大学，成为云南中医药大学“中医西学博物馆”的第一批文物，奠定了“中医西学博物馆”的馆藏基础。

　　如今，这些文物陈列于“中医西学博物馆”，成为苏烈与云南情缘的实体见证。一张泛黄的清政府颁发给苏烈准许由云南河口入境的护照、数枚锈迹斑驳的银针，无声诉说着一位法国人对中医的热爱与坚守。

　　苏烈的故事，是中医药文化“走出去”的缩影。他的经历揭示了一条文化传播的深层规律：文明的对话需以尊重与理解为基石。他并未简单移植中医，而是通过翻译与临床实践，将其融入西方语境。这种“适应性创新”为当代中医药国际化提供了历史范本。

　　苏烈与云南的情缘，不仅是往事的追忆，更是未来的启示——在全球化浪潮中，中医将以更开放的姿态，书写新的跨文明篇章。